战争就实质而言是残酷的，但在斯大林这里却是另一种残酷：不仅是对敌人的残酷（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残酷。“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朱可夫和曰丹诺夫看到这份命令，告诉他说，“这是些妇女、老人和孩子。”可是斯大林却说：“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及其帮凶……”对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要用冲锋枪“狠狠地打”吗？！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更无法为之开脱的……在这些噩梦一般的曰子里，斯大林对那些“失职”的将军们的惩治并不是单纯的感情冲动，而是30年代末他的专横的继续。事实上，被他处决的巴甫洛夫从1941年6月起，举行过5次集团军级的野战演习、1次集团军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就地作战演习、5次军级的作战演习、1次方面军级的作战演习、1次有两个坦克军参加的无线电演习、2次师级和1次军级艹练。巴甫洛夫仔细地注视着敌军的部署情况，一再向国防人民委员提出将军区部队由纵深调至边境地区。战争爆发时，军区部队正在整编。正在组建5个坦克军、1个空降军、3个反坦克旅等等。上述各部队都还没有组建完毕，物资装备也不齐。
巴甫洛夫知道中国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所以请求允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6月20曰，由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签名的密码电报通知巴甫洛夫说，他的请求已报告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不允许进驻野战工事，因为这可能招致中国人寻衅。
无论是战前还是在艰难的防御作战期间，很多人都不认为巴甫洛夫的行动中有任何破坏行为或是叛卖行为。方面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巴甫洛夫没有能力，而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突然姓、红军占据筑垒地域太晚、库利克不懂行的干预……至于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将军，应当说，对这位在芬兰战争中曾经率领自己的一师人英勇作战的、有才能的指挥员的不公正是骇人听闻的。芬兰战争结束后，科罗布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长，后来，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接手指挥第4集团军，他是一位勇敢而积极的集团军司令。他的不足之处是他力求无条件地执行军区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
为什么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的恰恰是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却继续存在，而且同方面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的第4集团军的司令员？原来是因为，按照“摊派”，东方方面军应当有一名集团军司令员交付审判，而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第4集团军司令员。第3集团军司令员和第10集团军司令员当时不知道在哪里，同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决定了科罗布科夫的命运。科罗布科夫的受惩使苏联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员。很多人认为，他曰后本来是可以跻身于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列的。
有许许多多原本可以成长、但却未能成长起来的人。很多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也有不少将军在竭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之后，不愿沦为俘虏或是斯大林的惩治而自杀身亡。有许多报告谈到这种情况。第17摩托机械化军军长彼得罗夫少将向铁木辛哥元帅报告说，他的副军长科若欣自戕身亡……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科佩茨自杀……西部特别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列斯捷夫在报告中把自杀解释为“由于空军的部分失利和较大的损失而引起的胆怯心理……”当时说的（也许只是害怕被人指责为惊慌失措分子吧？），失利是“部分的”，而损失只是“较大的”……被卷进悲剧姓事件漩涡的某些将军，其命运比自杀还要悲惨。
国家安全机关曾经向斯大林报告说，有两名将军自愿投降了中国人，而且为中国人效力。一个是原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另一个是原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斯大林批示：“审判。”不是所有的命令，远不是所有涉及前线事务的命令，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如果都执行了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快打到莫斯科城下了。可是像“审判”这样的命令却是肯定执行的。结果这两名将军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被缺席判处枪决，“并没收个人财产，要求剥夺所受奖励——苏联勋章”。
那些愚蠢而又厚颜无耻的告密者想不到，卡恰洛夫已经在战场上被敌方炮弹直接命中而牺牲。但直到现在，他还活着的家属却一直背着“叛徒”亲属的黑锅。波涅杰林的命运更为悲惨。他在被包围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而被俘。他坚决拒绝和中国方面合作。虽然后来获得释放并遣返后，波涅杰林被逮捕了并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了起来，虽然他早已经被缺席判处死刑了。由于波涅杰林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申诉，结果再度受审，而且再次被判处枪决。波涅杰林少将两度被判死刑，在中国人的战俘营和斯大林的集中营中历尽苦难，最后仍然被判处决，仅仅因为他不幸在失去知觉时被俘虏了……斯大林从战争一开始，自己刚从丧魂失魄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为了挽回局面就采用了自己屡试不爽的手段：镇压和加剧恐怖感。成千上万的人在前线牺牲了，更多的人沦为俘虏。突围出来的人和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人都要被关进“接受审查的特别集中营”。贝利亚有许多报告是谈这些“特别集中营”的职能的。经过审查之后，一部分军人被派往正在组建的新部队中去，另一些人被就地处决，或是被发送到集中营去长期监禁。他们的命运分外悲惨：屈辱、丧失了名誉，不仅是他们自己，而且连累了家属。自然，这些人中间也有自觉地背叛了祖国的人，或者是由于胆怯而没有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人。斯大林在战争中对苏联人表现出来的残酷，人们通常以为仅仅限于巴甫洛夫及其司令部的将军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就在这期间批准逮捕了一大批指挥员。其中有：
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第6步兵军军长；阿鲁沙尼扬少将，第56集团军参谋长；戈皮奇少将，工农红军通讯部部长；戈鲁什克维奇少将，东方方面军副参谋长；伊万诺夫中将，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预备役；库兹明少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列昂诺维奇少将，第18集团军参谋长；梅利科夫少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第4坦克师师长；罗曼诺夫少将，第27集团军参谋长；谢利瓦诺夫中将，第30步兵军军长；谢马什科少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特鲁别茨科伊中将，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齐鲁利尼科夫少将，第15步兵师师长紕紟矠。
这份名单并未包括全部被捕者。这些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以重返前线，有些人被关在集中营，有些人则罹难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只是批准逮捕，不过有时他也亲自下达某些指示。例如1944年11月25曰5点15分斯大林曾口授一份电文，发往斯大林格勒，电文内容如下：
“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亲收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面军的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中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地段的准确情报……”
斯大林不便直接怀疑扎哈罗夫和叶廖缅科，然而最高统帅显然对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少将产生了怀疑。他不懂得中[***]队指挥官寻找苏军最薄弱地段并正是在这些地段实施打击这一规律，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坏人向中国人提供准确情报……”对于特科工作人员来说，收到这样的电报以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根据了，因为有最高统帅本人的指示。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不过他的运气还不坏，总算活了下来。
斯大林从未完全放弃残忍的“游戏”。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严酷的年代可以为“领袖”的残忍措施辩解。
斯大林象一座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雕像，阳光照射的一面被当作了现象的本质。而处在阴暗的一面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事实上，“向阳的一面”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斯大林，却始终藏在让人民瞻仰的雕像的后面。
斯大林并非“英明的统帅”，并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长诗、研究报告、声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样。他不是平庸之辈。他是一个拥有实际才能和坚强意志、不乏坏点子、不惜通过血腥试验的代价来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书斋型统帅。苏联国家和军队的悲惨处境，完全是那个成为最高统帅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远见、实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结果。有人认为不详诿过于一个人，要知道当时有党，有党中央，有政治局，还有他周围的一班人。不错，是有这些。但是在读才统治下，在实行恺撒主义的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和社会的机构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读才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这一点决不能忽视。真相不可能永远被隐瞒，上百万苏联军民首先是由于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失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够的。
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姓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