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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帝国国策正行进在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当初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持“稳定”战略的贵族们和以关东系、老秦人为首的主张高速“发展”战略的贵族们在历时三年的反复博弈后最终达成的妥协。

这种妥协下的战略符合当前中土形势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当前深陷危机的中央财政，缓和了当前朝堂上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始皇帝和贵族统治阶级迫于当前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基本上都能接受并实际执行。

整个统治阶层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和实际执行是保证帝国平稳发展的重中之重，假如中央的战略得不到整个统治阶层的实际执行，贵族们都阳奉阴违甚至蓄意阻扰破坏，那后果不但是各种矛盾的激烈化，整个中土局势也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这是一种好现象，应该是帝国贵族阶层乐于看见的局面。

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来源于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做为帝国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对帝国国政的直接干涉。

正是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对咸阳宫的坚决支持，才有了远征西南，而远征西南这一伟大功业竟然奇迹般地在一年内就胜利完成，导致咸阳宫一夜间便扭转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于是功臣们妄图借助西南远征失败和中央财政崩溃这双重危机逼迫咸阳宫进一步打开分封之门的图谋彻底失败，不得以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接受了帝国开国之初仅仅建五个封国的现实，然后为了加快和发展地方势力，以便在未来与中央的对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他们以最快速度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向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于是，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得以成为帝国在开国之初的国策，而以集中帝国全部国力进行南北战争成为帝国未来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任务。

这一切都满足了公子宝鼎的愿望，同时也把公子宝鼎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宝鼎和北疆由此成为帝国政治漩涡的第二个中心。

帝国初建，百废待兴，国事不但异常繁忙，更不能出丝毫的差错，一步错则有可能功亏一篑。

这时候始皇帝必须坐镇中枢，统筹全局；这时候始皇帝只能把发动南北战争转移国内激烈矛盾的政治重任托付给年轻的武烈王。这与他是否信任武烈王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策略是武烈王提出来的，理所当然由他来实施最为合适。看看今日朝堂，还能找到一位比武烈王更合适执行这一政治重任的鼎柱大臣吗？但这还不够，当始皇帝和中央指挥帝国全力以赴稳定和发展中土的时候，当武烈王和北疆武力集合中土全部国力戍守疆土的时候，豪门贵族及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如何遏制地方势力对抗中央，从而保证地方郡县忠实地执行中央命令，是一个必需解决的大问题。

武烈王建议由太子扶苏巡视天下，一来可以培养太子的执政能力，二来可以促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三来可以帮助中央及时解决地方郡国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四来可以有效监控和遏制地方势力，最后，还可以控制太子一系的发展，以避免太子一系在政治上与始皇帝形成对抗，避免咸阳政局频繁掀起波澜。

历史上始皇帝一次次巡视天下，这也导致帝国政局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但始皇帝巡视天下的政治目的不会因为历时轨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始皇帝极有可能像历史上一样一次次巡视天下，如果能让始皇帝坐镇中枢，让扶苏代替始皇帝出巡，岂不正好可以弥补因为始皇帝一次次出巡而导致的一系列政治危机？

始皇帝坐镇中枢，太子巡视天下，武烈王公子宝鼎镇戍北疆，假如帝国政治能实现这一格局，显然可以促进帝国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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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对宝鼎的建议颇有兴趣，打算召集太子和中枢大臣们仔细商讨一下，但此策对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太大帮助。

若要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宝鼎的这一说法深得始皇帝的赞同，但问题是，太子的政治理念与始皇帝的治国方针有冲突，始皇帝担心自己升天之后，太子会改变帝国的既定国策，让帝国的政治轨道偏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所以始皇帝非常焦虑，打算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确保帝国的政治轨迹可以历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不变。

始皇帝能否达成自己的愿望，宝鼎的态度很关键。

宝鼎很努力，在政治博弈中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他联合始皇帝遏制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阻止功臣们加建更多封国的图谋，同时却又利用功臣们的力量对抗中央集权，尤其在财经政策上，更是不遗余力的阻扰中央增赋加税和打击工商业。

但是，宝鼎始终不干涉中土思想文化的统一。始皇帝和中枢一直非常重视大秦的学术文化建设，宝鼎更是屡次提出建议，甚至一度以武力从齐国的稷下宫强抢诸子大贤，淳于越等关东大贤就是被他“抢”来的。奇怪的是，自从宝鼎出任太傅，主导国策变革以来，宝鼎就有意识地回避这一块，更绝口不提他曾经非常推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建设战略。

宝鼎可以回避中土的文化统一，毕竟他这几年的重任是镇戍北疆、戍卫中土，但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却无法回避，于是各种变革策略接踵而至，比如博士议政制度，比如大学宫制度，比如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的教育制度，比如擢拔关东士人入仕的选官制度，等等。凡制度都有其利弊，而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试图统一中土文化的制度首先牵扯到的是大秦军功贵族和关东士人对利益的争夺，于是冲突层生，矛盾激烈，弊端渐大。

大秦的豪门贵族在保住自身权力和财富的情况下，借助中土文化统一之便利，把关东士人拉进了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之中，这无疑直接损害了大秦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而寒门出身的军功贵族正是大秦法家学术思想的拥护者，是“法治”和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也是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基础力量。

可以想像，中土文化统一的背后蕴含着多大的利益之争，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持“集权”和“分封”两大政治理念的贵族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宝鼎当然不会轻易介入这种深层次的斗争，这对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没有任何帮助，相反，一旦处置不好，必然遭到始皇帝和豪门贵族的前后夹击。

宝鼎的确没有办法解决这种深层次的斗争。

以史为鉴，无论他支持哪一方都是错误的，即便他拿出来的在法学法治基础上融合儒学礼治思想的策略，也是没有先例没有标准答案的。

历史如果改变，帝国如果世代延续，那么中土文化统一的土壤也就彻底改变了。可以肯定，始皇帝和宝鼎这一代人根本解决不了，也没有那个条件去改变，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这片土壤培植出符合在这片土壤上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这需要时间，需要后世子孙和一代代的士人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宝鼎现在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改变历史让帝国生存下去，第二让帝国休养生息走向富强，第三，帝国和平统一了，国富民强了，中土这片土壤自然就会开创出新思想新文化这朵璀璨花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时代的统治阶层肯定要寻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道路，而做为统治阶层的核心中土士人阶层理所当然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也是更有利于他们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

只要有合适的肥沃的土壤，即便我自己培植不了花朵，我也完全可以想方设法让合适的人来培植出美丽的鲜花，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创造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是解决帝国深层次矛盾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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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逼迫宝鼎在中土文化统一的策略上做出表态，宝鼎迫不得已，表态了，也把自己的想法阐述清楚了。

始皇帝无法认同。把帝国的存亡寄托在未来，寄托在后代子孙身上，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如果宝鼎不是居心叵测、别有他图，那只能说他无能，懦弱，在这件事上消极，退缩。

兄弟两人争执起来。

始皇帝决心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帝国的全面统一，让帝国在自己设计的政治轨道上平稳前进，代代传承。

宝鼎则认为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为子孙后代夯实帝国的基础，结束中土八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让中土苍生在和平统一的环境下安居乐业。至于帝国未来的发展和强大，那是子孙后代的事情，需要子孙后代的聪明才智，这一代人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在短短时间内让帝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让后世子孙舒舒服服地安享荣华富贵。

两人的观点、想法悬殊太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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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匆忙离京，赶赴离石要塞。

始皇帝继续思考，继续和中枢大臣们商讨国策。

兄弟两人的这次争论对始皇帝还是有所触动，这从他非常坚决地放缓发展步伐就能看出来。

始皇帝下令，先在东南战场上攻伐闽越和东越，由吴王公子高负责粮草辎重的筹集和运输，由江东镇戍军统率司马断、麃浚指挥大军征伐。南海王公子峤和岭南镇戍军统率杨端和负责策应。

这一仗从五月开始，到九月结束，秦军征服闽越和东越，在其地建闽中郡。楚国贵族非死即降，小王被俘，楚国灭，传承数百年的景、昭、屈、项、庄等楚国贵族就此败落，而流亡的关东诸国贵族比如魏王咎、韩王越、齐太子安、田儋、张良、项梁等人则纷纷逃窜到南岭大山或者东南海上，杳无音信。

十月，始皇帝下令，东北疆镇戍军统率王贲、冯毋择和李信率军远征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