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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自远绝没想到，今天的浙江省委杨书记，会提起七年前的报告。百度搜索，

他的声音忍不住哆嗦起来，他低声说：“杨书记，我记得，我记得。”

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个报告的主要内容。那是关于在华北局情报部内部，可能潜伏一个代号为“水葫芦”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秘密报告。这个“水葫芦”甚至还有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杨克勤慢慢地说：“这个报告，我几天前刚刚收到。”

杜自远再次大吃一惊。这就是说，七年前，当时华北局情报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克勤，竟然没有收到他的报告。这也就是说，七年来，华北局情报部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内部潜伏着一个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这个情况就太可怕了！

杜自远手里举着话筒，惊恐得说不出话来。

杨克勤继续说：“自远同志，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尽快到我这里来一趟。我现在住在北京饭店6号房间，你尽快来吧，我们见面再说。”

当年华北局情报部主要领导之一的杨克勤，竟然在七年之后才收到他的报告，这让杜自远全身的肌肉都籁籁地抖动起来，也让他深为自责。他自责的是，他竟然在七年中没有再追问这件事，这是一次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疏忽。

其实，客观地说，这也难怪杜自远。他那时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

一九四九年三月，杜自远送王振清的第九十七师过江起义。之后不久，解放军横渡长江。他配合过江的解放军接管南京，清除旧政权留下的残余势力。此后不久，他接到华北局情报部的指示，说他在南京的任务已经完成，应尽快返回华北局情报部承担新的工作，并命令他直接去北平报到。

但他刚到北平，新的工作还没有明确，就遇到全国情报系统的一系列大变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央决定华北局社会工作部（也就是华北局情报部）并入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次变动使华北局情报部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杨克勤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动工作，离开了华北局情报部。因此，杜自远并没有见到这位领导人。杜自远的具体工作和职务也因为这次合并而被搁置下来。

但紧接着，华北局情报部并入中央社会部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同年的八月，中央又决定撤销中央社会工作部。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安部和情报部。但公安部成立后，情报部却并没有成立。

在这段时间里，原中央社会部系统的情报工作和人员就有一点混乱。这个系统事实上被调整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下属的联络部和情报部。用今天的眼光来，这次调整是受苏联情报机构隶属苏军总参谋部的影响。

就是在这个时候，杜自远终于被确定在总参联络部工作。

这次调整，使原中央社会部系统包括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整个系统的层级被降低仅仅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人事方面的。因为原来中央社会部的情报工作虽然与军队密不可分，但机构隶属中央。与军队干部相对应，他们被称为地方干部。还因为许多人从参加革命起就隶属于地方而非军队。

这些人在秘密战线上工作了许多年，却从来没有明确过行政职务或者级别。中央社会部并入军委总参谋部后，由隶属地方改为隶属军队，许多人在确定军职和行政级别时就吃了亏，造成一些情报人员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就此离开了情报系统。

比较起来，杜自远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他原在华北局敌工部任侦察科科长，属军队系统，是正营级。他后来在武凤英的皖赣山区游击支队任政委，虽然是地方武装，好歹也相当于正团级。特别是后来皖赣山区游击支队被改编为团级的正规军，杜自远的正团级就更明确了。

总参谋部干部部的同志找他谈话时，也正式确认了这一点。因此明确他现在为副师级，在联络部里担任处长职务。杜自远这个时候，就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去安抚留下来的同志，努力让工作走上正轨。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央又决定，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调整合并为**中央调查部，作为中央的直属机构。杜自远就在这次调整中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二局副局长，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他同时又兼任军委总参情报部二局的副局长。

用今天的眼光来，中央调查部与军委总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无论是工作还是人员，都有一些重叠。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机构，但有两块牌子。

中央调查部这个单位，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秘密存在的机构。它的名称从未在党内的任何文件上出现过。即使在中央会议的参会名单上，它也仅被称为“西苑的机关党委”，或者，称为“西苑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