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我觉得吧，咱们国企改革目下时机尚不完全成熟，真要大动，那也得再过两、三年，等民营、外企都已初见规模之后，方才能真正展开，此时动手的话，国民经济恐怕会陷入极度的紊乱之中，对改革开放的大局恐怕不是那么有利。”

这都被李副市长逼到了这么个份上，不整出点干货来，怕是没法过关了，不得已，郭文峰也只能是飞快地组织了下语言，很是谨慎地给出了个建议。

“理由呢？”

李副市长可是个坚定的改革派，甚至可以说是相对激进的一派，此番有心要拿国企来动刀子，不单是要尽快打开局面，更多的则是真心想让国企重新焕发活力的，而今一听郭文峰如此说法，李副市长的眉头不自觉地便皱紧了起来。

“李叔，请恕我直言，错非是垄断企业，否则的话，国营企业在竞争领域中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原因很多，体制问题是关键，在市场大潮中，越是老企业，就越是步履蹒跚，随时都可能倒下，究其根本，一是历史包袱太重了，离退休职工一大堆，企业根本供养不起；二么，婆婆太多了，企业缺乏自主权；其三，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比比皆是；其四，政企不分，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第五，企业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竞争意识；第六，计划经济在转型时，遗留下来的三角债问题严重，这一系列的老大难问题根本不是简单地说一声改制就能解决得了的。”

“当然了，正因为国营企业有着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改制是肯定必须的，只是火候若是没有掌握好，那必然会出现一改就乱，一乱之下，社会的稳定性就会遭到全面破坏，真到那时，再想维稳，所要花费的代价也就太大了些，李叔可以试想一下，若是社会上商品突然大量短缺的话，会不会引发抢购风潮，一旦如此，势必进一步导致商品的匮乏，一场波及社会各层面的动乱恐怕就将是难以避免了的，所以呢，在我看来，国企是应该改革，但却必须慎重。”

郭文峰记得很清楚，上辈子时，国企的改制就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正式拉开了帷幕，结果呢，因着准备不足，引发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激烈，以致于全社会都差点卷入了一场浩劫之中，若不是总设计师当机立断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这一世，郭文峰自是不愿见到这等乱像再度出现，正是出自这等想法，他在跟李副市长剖析国企改革时，还真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并未有太多的忌讳。

“现在改与两三年后改有什么区别么？”

李副市长显然并未被郭文峰所说服，紧皱着的眉头不单不曾有丝毫的舒展，反倒是更皱紧了几分。

“区别很大，现如今外企、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乃至民营企业正处在蓬勃兴起之阶段，可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有限得很，完全无法承担起民众的日常需求，此时国企若是乱了的话，那后果实在不堪设想，至于两、三年后么，那四种体制的企业已然可以成长到一定的高度，足可支撑得起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即便略有不足，也不会造成全社会的大动荡，到那时，才是国企改革的黄金时期。”

这一见李副市长明显没怎么将自己的建议听到心里去，郭文峰的心登时便是一沉，但并未放弃最后的努力，依旧耐心地给了李副市长一个详尽的解释。

“你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在我看来，迟改不如早改，我们国家的国营企业如今还能有一定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此时不改，将来岂不是要积重难返了么？再说了，什么事都得有人出头打先锋，不管是试点也好，踩雷区也罢，终归是得先摸索出条合理可行的道路来，唯有如此，才能在国企大改革时，有例可循，有理可依，甚或因此而立法，那都得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成。”

李副市长无疑是个很固执之人，饶是郭文峰都已将国企改革的火候问题阐述得很是详尽了，可李副市长却依旧不改初衷，当然了，从试点的角度来说，李副市长这么坚持也自有他的道理，问题是他显然忘了一点，那便是国人做事一向都喜欢一拥而上，从众心理实在是太过严重了些，国企改革的步伐一旦迈出，那就不是试点问题，而是社会大动荡的开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