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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四月，所有事情都过去了半个月，北京城内终于引来了一段和平的发展时期。

辽东战场方面，熊廷粥带领救获的沈阳残部孙承宗等一行最后直扑西平堡，努尔哈赤协领众部紧随其后。最后两只部队在西平堡前线戚金所布的十里长川战壕阵前，遇到正与戚金对峙代善和阿敏。

不知道是出于代善的谨慎还是怎么回事，代善和阿敏所部从见到这十里长川战壕阵时就没有试着去冲击过，而是一直都在徘徊侦查。等到熊廷粥所部赶到时代善和阿敏已经惊退与后方努尔哈赤会和去了。

努尔哈赤不愧是个军事人才，对于摆好阵型严正以待的明军他只看了一会儿就下令撤军了。所谓的国家军事绝不打没有利益的仗，如今沈阳和辽阳都已经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有什么理由去和明军死磕打什么消耗战的呢？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努尔哈赤深知这一点，李建城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从计划熊廷粥撤退开始就没有什么决战了。要是还有决战那也就不存在什么保存军队元气，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依据守城优势和后金死磕。

双方的战略目的都是不同的，李建城的战略目的是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努尔哈赤的目的其实也几近相同，他也是为了占领辽东全境彻底的得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局势。

双方战略不谋而合。可以说简直就是一排即合。就这样天启元年三月中旬，北京城内就正式宣告了辽东全境彻底失守从今以后沦为后金土地。为此李建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致哀词。

他报纸上说：被侵略；被掠夺，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也是国家政府无能代表的典型。在这里朕向我大明全体民众谢罪，向辽东失去家园的万万百姓谢罪。朕在这里发誓，我们会夺回来的，我们会打回去的，我们会让所有侵略者付出代价，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来自哪里。我们都不容侵犯！

李建城愤慨的完全不像国家领导似的个人主义发言意外的赢来了强烈的呼吁。民族主义的仇恨源自于精神领导的发源，这里他用到了新的词汇‘侵略者’。最后以‘不容侵犯’作为结尾，而不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等词，他目的是为了激起更正统的民族自强精神。

仇恨带来不了效益，随着李建城新技术的发展。国家水平必定会提高，‘不容侵犯’这个词不是暴力，也不是争端，而是强者的自持，更是对弱者的怜悯。中华文化中有很多类似的精神，李建城以这些主题作为民族精神的引导，即是对未来的无畏，也是对民族大发展的自信。

随着辽东战事的结束，李建城对孙承宗等人也下了判决。特别是孙承宗，其原有的封位全部罢免编入了军政部做了一个军政参谋，这意味着孙承宗这位帝党主席彻底的从中央权利中开除了。也算是给了朝廷一个交代。

本来孙承宗若是在辽东有所建竖势必会走入朝廷高层，也算是李建城在朝廷内部竖立起了旗帜，可惜的是随着他的失败李建城在朝廷内也就没有了扛旗之人，徐光启这人仍旧是上不了台面的。朝廷大权仍旧是东林和齐楚哲瓜分，整个事情李建城最对不起的就是孙承宗了，李建城依旧清晰的记得孙承中连临行前的话。但是李建城没有办法。要实现安定辽东赢得时间，他当时除了一个孙承宗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需要一个既有功名。又合适肯牺牲听命于他的人，当时除了孙承宗他还能选谁？这份对不起李建城记住了，他发誓一定会把这份恩情还给这个老人的。

最后是侵占了贵族官员私家土地的事情，李建城所用之计颇有些逼良为娼的意思，说白了其实就是利用社会舆论压力来迫使对方不得不无偿捐出善款。这就像很多富人阶级的慈善晚会一样，很多时候参加了晚会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舆论导向的压力是非常有作用的，方从哲他们发动了文官集团的捐助，李建城的记者团就突击了本次事件。从头到尾毫不隐瞒的将这次皇帝组织的开荒工作中出现的土地侵占的事情进行了详细报导，说是朝廷的失误。但是现在很多朝廷被侵占土地的朝廷官员表示愿意将田地捐出献给陛下的安民事业，因为本身就很多都是荒地能物尽其用也是好的，这也凸显了官员的爱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