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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一些政治现象，如政府的开放、经济的发展、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应该说都是一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

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得出来。再比如，一个人一条腿长得快，一条腿长得慢，那也定然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宋朝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不是随着经济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宋朝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不断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的，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与经济科技发展相伴而生的产物。与此同时，每一个朝代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遭受了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下一个周期又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朝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许多，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其不利是显而易见的。

而孙珲这个穿越者先后两次成功的免于宋朝灭于北方游牧民族之手，但第一次东京之役成功后他大意了，没有采用强力措施，以至于他本人发生意外陷入沉睡之后，宋朝又走回到了老路上，又一次险些被蒙古灭掉，好在他通过襄樊之役又一次让宋朝转危为安。

而这一次他要让宋朝由传统的农业社会真正迈进工商业社会，一方面要做的是保证宋朝周边的安定，使其发展不受外力打断，另一方面则是从制度层面悄然解除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在不引起朝野大的震动的情况下，扫除发展的一切障碍。

孙珲把自己的想法和贾似道详细说了，贾似道深以为然，并讶异于这个年轻人对时下见识的深刻，其实他搞深化改革，本人的压力可以说极大，之前他推行《公田法》和《打算法》就已经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多亏了孙珲助他全力援襄成功，以这一场天大的功劳巩固了他的地位。他其实是非常担心自己成为王安石第二的，甚至觉得自己将来的下场可能比商鞅还要惨，但听了孙珲的想法之后，他又有了信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