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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在库恩的带领下，按照威廉秘授的机宜迅速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到1894年时候便已经牢牢地在临近胡胡伊的福摩萨和萨尔瓦两省站稳脚跟，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随着阿根廷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在眼看固守地盘难以奏效后，库恩便带领队伍打起了游击战，他主动放弃了北方两省向富裕的圣菲省开进。

不过到达圣菲后，他发现原来一直笼络人心的办法不灵了。

北部的高乔人为了获得自由愿意为他作战，可是在中部地区，农民在吃饱饭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走上造反的道路。

库恩倒也是够胆大心黑，于是一夜之间“你想吃粮不交租吗？你想睡地主家的小老婆吗？那就跟我们干革命吧！”类似的标语出现在圣菲省的主要城镇。

标语倒是的确招来了不少人，比如当地混不下去的地痞无赖纷纷投军，想要在库恩的手下搏个前程。

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内部出现了很大分歧，另外两名来自德国的右派工人领袖和西班牙裔的工人领袖开始坚决抵制库恩的做法。

革命尚未成功，内部却先火拼了一场，在混乱中，库恩中枪身亡，大批的地痞无赖也被从革命军队中清理出去。

在火拼中指挥私人武装在关键时刻帮助右派取胜的哈尔德最终掌握了这支政治力量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也随之变质。

不过阿根廷历史上继圣马丁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英雄却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说到哈尔德就不得不说他的叔父科特莱尔。科特莱尔原本是科隆大主教，在文化斗争中曾遭遇俾斯麦政府的长期软禁，1880年德国政府和罗马教廷达成初步和解后，科特莱尔以枢机主教的身份被派往阿根廷。因为该地区教会的**已经超过了新教皇利奥十三世忍耐的底线，必须要派个秉持公义的人前去清理门户。哈尔德在1882年随同他的叔父到达阿根廷。

科特莱尔和哈尔德家族是德国一个古老的宗教贵族家庭，几百年来，家族中出过两位科隆大主教和一位美因茨大主教。

生逢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年代，欧洲古老的天主教传统遭遇巨大破坏。科特莱尔密切关注着社会发展给个体带来的普遍的精神痛苦，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提出了尖锐批评。

从1850年担任科隆大主教起，他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讲道六次。题目是《现今巨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些讲道中。他解释了圣托马斯关于财产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用于当下的时代。

科特莱尔的这些社会思想对后来的哈尔德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到达阿根廷后，科特莱尔深刻体察了当地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社会问题。

在一次阿根廷议会的讲道中他说道：“占有财产的和不占有财产的阶级互相对立，普遍的贫困化一天比一天严重。财产的权利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崩溃。我们不时看到一种类似火焰的东西在这里或那里从地下冒出——这些是大难即将来临的警告。一方面。我们看到对财产权利的顽固坚持，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我对财产权利的同样坚决的否定。而我们则在拼命寻找调和这两种极端态度的某种办法。”

科特莱尔明确宣称，天主教会不承认无限的财产权利。个人得到的财产应有助于增进公共福利。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对财产的这种放任态度造成的。他指出，正是那些，拥护无限的财产的权利的人，使“财产即盗窃”这句口号含有部分真理。因此，他们也应对**的产生负责，**同样是一种反自然的罪恶。

教皇利奥十三世毫不犹豫地称科特莱尔为自己的伟大的前辈，并在1883年发出的通谕《近事》中给予极大的肯定。

不过科特莱尔在阿根廷的教会改革主张触犯了当地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教会的高层也均为这一阶层所把持。

1884年，也就是到达阿根廷一年半以后，科特莱尔死于一次暗杀事件。

科特莱尔临终前告诫哈尔德，勿要怨恨那些谋害他的人，若他的死能唤起阿根廷教会内部的良知发现，那就再好不过了。

应该说，科特莱尔也并非一厢情愿，他死后教会内确实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新运动，但是却被突如其来的自由主义运动所打断。1884年，阿根廷新政府上台后大大压缩了教会的权限，并意图把学校从教会手中收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内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和政府的斗争中，改革之事无人再提。

哈尔德则就此留在阿根廷，经营他的叔父留下的位于圣菲省的圣方济庄园。

以后几年，哈尔德对于阿根廷政府的腐朽本质已经看得十分透彻，他觉得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介入，那么这个政府只会向最坏的那条道路上越走越近。

他结识了来自德国的拉尔曼和韦贝尔，并成为前进俱乐部的主要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