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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明君臣为了治权彼此撕逼的时候,北方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下来。
自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开始变得骄奢起来,还纵容手下士卒抢掠,军纪越发败坏,同时为了筹集军饷,大肆拷掠明官,四处抄家,捐资助饷,连准备投降的吴三桂家也难以幸免,逼得吴三桂再次倒戈,退回山海关,引兵对抗。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战至四月十八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正率大军打算趁机入关夺取天下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一片石之战,清、吴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十万大军,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
十九日,李自成带着三万余败军逃回京城,二十日在北京匆忙登基,同时怒杀吴三桂家大小三十几口,称帝一天后,于次日逃亡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败退。
大同镇总兵姜瓖接受清廷招安,山西落入清廷手中,各地投降的明军纷纷叛乱,轰轰烈烈的大顺新朝,转眼覆灭。
多尔衮率大军入关之后,先为崇祯皇帝大办丧事,收揽民心,然后大举征用前明官员,归还士绅地主被大顺军夺走的田产,废除匠户贱籍制度,甚至假惺惺地宣布暂缓剃发,和草莽枭雄李自成比起来,他的手段无疑强了太多。
大明章武新朝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南京诸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也幻想着可以借清军之力灭掉“流寇”。鉴于朝中上下人心思变,士气低下,战斗力堪忧。于是就有人想起了“借虏平寇”的“高招”。
早在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
随着北京的沦陷,整个局势的恶化,南京城内的一些热衷政治的东林小辈,复社子弟开始从前代的经验教训出发,考虑借用夷人的兵力共同镇压流贼。他们以唐朝末年平定黄巢的事件作为借鉴,替内阁大佬们出谋划策。用意是借前代经验说明唐廷平定像黄巢这样的大规模民变,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乱民叛徒,国朝才中兴之望。
其中以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人游说的最勤快,史可法,高宏图,包括马士英等内阁大佬受到影响,逐渐开始倾向这个方略,并开始讨论怎么将这个方略付诸行动。
不过这些与亲军侍卫镇的镇抚王世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上次因为内阁的阻挠,朱由桦不得不改变主意,将王世勋的职务换成了亲军镇抚官,职同从二品都指挥同知,专理侍卫亲军的粮饷问题。镇抚是兵职,还是隶属于天子亲军的,皇帝任命自己的亲军将校,那些朝臣们再无话可说。
充作侍卫镇衙门的官署并不大,就在皇城外不远,处处人声鼎沸,时不时有公文往返传送,王世勋在纸上不停地勾勾画画,文吏们噼里啪啦打着算盘盘对账,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突然,侍卫镇衙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便有几人进得院来,当先一人,面白无须,身穿圆领红袍,头戴乌纱,脚穿皮靴,年纪虽不大,却步伐稳健,正是御前牌子,朱由桦的贴身内侍田成。
“田老爷驾临,学生有失远迎。”王世勋哈哈一笑,上前拱手道。阉人因为身心不全,说话行事有许多忌讳,就称谓上说,一般遵从明时的官场规矩,三品以下照例以“老爷”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