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时，虽然陕西省政斧这点微薄的财政收入不是很多，可除了补充他的十七路军的军饷，也还可以偷着买一些武器。可关键的问题是，他现在还要赈济灾民、稳定地方、恢复生产，这都是需要钱的，陕西省政斧的所有财政收入就是都用在这上面都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央政斧额外拨款。一句话，他杨虎城现在穷得很。

还有一点，宋哲武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仅仅有钱就能做到的，比如实行土地改革和二五减租，这就是需要胆量的。

当年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时，在国内首推二五减租，可是，自始即饱受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

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

还有人指责，“近曰农运，已入阶级[***]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二五减租原为调剂劳资冲突，实行阶级调和民生主义，应从全民利益着想。民等弱小业主，似此横受佃农非法压迫，心何以甘”。

更有江浙士绅上百人联名上书南京政斧称:“受佃农之压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夫岂训政时期实现民生主义之良象！”

当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的联名上书，他们攻击浙江所订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掳，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

这四人中，屈映光曾是北洋政斧大官僚，张载阳曾任浙江省省长、北洋政斧时期的陆军上将；吕公望原为光复会会员，担任过广州军政斧参谋部长；周凤岐原为孙传芳所部师长，向北伐军投诚后被任命为军长，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他们的联合上书，反映出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对“二五减租”及其相关规定的强烈不满。这也让蒋介石对二五减租态度急转。

最终，让那位“革命奇人”，浙江省政斧主席张静江心灰意冷，从此过起半退隐的生活。全国各省，也再没有人敢步此后尘。

然而，宋哲武不仅敢做，甚至土地改革的做法要远比张静江仅局限于二五减租激进得多，而且手段还颇为强硬，并且还真做成了。

不过，最让杨虎城感兴趣的，即不是宋哲武的行事作风，也不是二五减租和土地改革，更不是他的生财之道，而是宋哲武大肆吸引招揽人才和吸收各地难民的做法，极大地引起了杨虎城的关注。

招揽人才，在宋哲武以前的很多地方势力都做过，只不过那些地方实力派所招募的，都是政治、经济，甚至也包括少部分人文方面的人才，绝没有人招揽专业技术型的专家学者。因为，招募这些专家学者，就必须要给他们提供科研资金和设施，而这些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效益的，这也是这些急功近利的地方势力们不愿意如此做的主要的，甚至也是唯一的理由。

而宋哲武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招募各种人才，而且好似还特别偏爱招募专业技术型的专家，甚至还在他的第四路军里成立了研究院。而且还不仅仅是他自己这么做，他还极力鼓动其它的私营企业主们也这么做。

最为可贵的是，宋哲武竟然还真的搞出了名堂，冰箱、空调他可是在西安首富，大西洋钟表店老板家中见识过，这么神奇的连外国人也没搞出来的东西，竟然是宋哲武的兴华公司搞出来的！现在竟然又可以造汽车了！

如果说宋哲武招揽技术人才是为了赚钱，这还好解释，可是宋哲武大肆收留各地灾民，仅仅说宋哲武是沽名钓誉，就说不过去了。杨虎城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宋哲武这几年来收留的难民，至少已有数百万，安置这么些灾民耗费的钱粮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宋哲武仅仅是为了博取名声，那代价可是太大了。

尤其是进入六月以来，全国多数地域洪涝灾害严重，灾情轻的省份都害怕大量灾民涌进本省，加重他们的负担，可宋哲武竟然派人去各地主动联系帮助灾民来太原行署，而且数量还极大，宋哲武是如何安置这些灾民的？这让正为恢复陕西民生犯愁的杨虎城很是好奇。

因此，杨虎城决定亲自来太原行署看一看。一来看看宋哲武的办法是否对陕西有用；二来，宋哲武对自己帮助很大，自己也确实应该当面向宋哲武表示谢意，以便以后联系的更紧密。

杨虎城在平定雷中田叛乱后，向蒋介石保举他的亲信孙蔚如任甘肃省主席，想要把陕甘两省一举纳入囊中。而蒋介石仅仅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这让杨虎城明白，蒋介石还是对他不放心，能有宋哲武这个这个强援做朋友，在这个时候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心思细腻的杨虎城并没有通知宋哲武，而是带着他的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陕西省政斧秘书长南汉宸、副官阎继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和培华女子染织科职业学校筹建主任王子元、陕西建设厅和水利厅厅长李义址等一行人，微服前来太原行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