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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这种东西在很多人眼中绝对属于苛捐杂税的代表，凭什么自家长辈留下的财产要被国家征税？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都未必能接受，更何况是在三百年前的古代，所以姜田才在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遗产也是问题最多的土地上做文章。一方面靠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帽子压人，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土地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国家根基不稳，更是借着这次科考中状元郎的大作来阐述了土地问题的政治高度。这时候谁要是站出来反对土地改革，绝对会被扣上祸国殃民、意图不轨的罪名发配大西北。

其实聪明的人从姜田的奏折中就已经发现了避税的窍门，既然遗产要被征税，那么趁着老人活着的时候将财产赠与子女不就没问题了！这也是姜田故意留下的漏洞，因为土地累加税的存在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土地集中，而遗产税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现在活着的，获得了功勋田的那些军人们，甭管这些田地有多少亩，按现有的福利制度是可以直接传给直系子孙并享受税收补贴，那么这些人就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的地方豪强，从而左右当地农村的政治格局。所以姜田才在奏折中提到遗产税的公平性，保证所有人都受此税挟制便补充了一条，那就是功勋田不得在死前赠与他人，执意赠与的将不再享受税收补贴。不过那些文官们就看不明白了，虽然你姜家的功勋田不算多，可照这个办法施行下去，你自己的财产也会受到影响，就算大家都明白了土地兼并几乎可以和亡国之兆画上等号，但你这么自废武功又是何苦呢？难道真是忧国忧民的大公无私？

当然聪明人永远是存在的，因为姜田奏折中的遗产税虽然非议颇多，但并不是此奏折中的真正焦点，姜田引用了丘田奏折中对长江以北土地现状调查的报告数据，指出了一股新的地方士绅势力正在初步形成，即便朝廷有意打乱当地人口，也无法阻止地主阶级的重新诞生。所以姜田危言耸听的预言，长此以往恐怕中华朝的国祚撑不过二百年便将天下大乱！若要不重蹈前明的老路，必将深层改革土地所有制，于是他建议国家以赎买的手段，在丘田奏折中被调查出问题最多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实施土地国有化改革！现有的私人田地仍旧归所有人持有，但土地产权归为国有，农民只是享有使用权，每年要象征性的向国家缴纳地产税，其耕种所得归个人所有，但土地用途不可随意更改，且买卖的也只有使用权，只是其直系子孙拥有优先继承资格，若乏嗣无后由当地主管部门收回土地，需要经过公开拍卖且公示一个月，无人表示异议之后方可出售。对于新开垦的土地，规定其必须向官府报备，可享受最低三年最多十年的免税资格，否则一经发现将没收充为官田。为了专门管理这些土地，姜田同时建议国家设立国土资源局，专人专管其职权可越过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国有土地的各项工作。

可以想象，这份糅合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土地管理法规的改革方案，在各类有心人的眼中，简直是机遇与危险并存的巨大**。说他是机遇，这是因为千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超越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管理机构，只要是土地的问题，这个新衙门都有权过问，权力之大让人为之侧目。说其危险，则是因为在现有的经济生产都离不开农业的时候，一旦法律法规遭到百姓的抵制，很可能就会出现武装暴动。到时候一个官逼民反的罪名压下来谁能承担责任？但是这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姜田要求进行试验的三个省份在明末的战乱之中受创严重，当地可说是十室九空，就算国家鼓励各类移民去这些地区安置，可由于时间较短，并没有形成多么强大的地方势力，也是改革可以大刀阔斧进行尝试的首选之地。而这三个省份的财政收入，也将第一次从以农业为主，向着各行业并举的方向发展，农民的赋税压力减小了，那么多余的产出就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带动起商业繁荣之后，二、三产业也会跟着一起蓬勃发展，届时经济重心必然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用太长的时间，最多十年这三地的经济总量就将超越江南鱼米之乡，到时候就算你不想推广改革，都会有一帮人瞪着通红的双眼去推动全国跟着一起改。这样一来等人们发现死抱着土地没多大油水的时候，谁还憧憬着去做个大地主？

“谁让你修改朕的意思了！”张韬的吼声在书房中回荡，就连站在门口值班的刘均定都不禁哆嗦了一下。

站在张韬对面的姜田却早就猜到了会有这一幕，他慢慢地弯下腰捡起被张韬丢在地上的奏折：“若是按照您的原意，只是清查国内田亩总数，收取欠缴的税赋，杀几个损公肥私的官员，拉出一些大地主批斗游街，最后就能解决问题吗？打土豪分田地的确是老家群众运动的不二法宝，但是这也会导致经济动荡并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咱老家最终还是将土地收归国有，但是你做好了搞一场轰轰烈烈的wg运动来彻底抹平全国阶级划分的思想准备了吗？”

张韬的怒火丝毫不减：“少废话，老子当年批斗地主的时候你小子还没出生呢！不把这些人打下去你怎么实施国有化？赎买赎买，你出钱啊！”

姜田抿着嘴微微一笑：“国土资源局是干什么的？谁不愿意卖可以不卖，但是税收不仅没有优惠，连卖地都不可能过户，时间长了我看谁还能顶着经济压力不将土地投效给国家！”

张韬微微一愣，便明白了所谓的赎买其实就是变着法的逼农民自己上交土地，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手段，只要是控制了税收这个杠杆，任何自耕农都禁受不了这个压力，然后自己还落个好名声。其实说穿了就是，谁要给这个国家当佃户，就能滋润的过上小日子，谁要是想和国家一样当个地主，那朝廷就让你一直不得安生。对于姜田这样将明末那种地主、佃户的关系放大到整个国家，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张韬还真是一时没转过弯来。

“那也不行！朕让你上书清查全国田亩，你为什么不提？还要放着这帮蛀虫吃多少年民脂民膏！”

“别急呀，清查是一定的，可是谁能保证下面的工作人员不会有权钱交易？关键是你不能总用高压手段来逼迫贪官污吏们不敢犯法，这就像我在山里搞试生产，无论你磨破了嘴皮，人总是会对危险有种侥幸心理，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就更是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你总不能一直用一种暴君的形象示人吧？就算你不在乎，可你的子孙都能如你这般嫉恶如仇？时间一长不是还会像明朝那样。所以我才想出这种以经济手段来推动改革的办法，说起来也不是我的原创，咱老家推广公私合营以及农村公社化的时候不都这么干过吗？只不过我直接就跳到包产到户了。更关键的是，直隶是冀王的地盘，山东是孔子的老家，河南还有一帮前明的皇亲扎堆，无论是现在的王爷、还是前朝的遗族、还是精神领袖，中国地位最崇高的三类人就在这三个省份，而且也是长江以北农业精华之地，此三地作为试验田，别说是改革成功了，哪怕仅仅是平稳过渡并没有多么辉煌的成绩，那再推广到全国都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听了姜田的阐述，张韬真的犹豫了。他不是不知道老家的一些做法最后受到了批评，但是从长远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之所以没有了农村土地问题，除了经济向城市转移之外，也和地方势力被开国那几年的各种运动给清算有着直接的关系，更是因为农村合作社的出现，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扩张到了历史的极限，许多在二十一世纪依然使用的农村水利设施，全是那二三十年发动群众的产物，也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集中起不多的生产力来一场生产技术的大跃进，所以他一开始毅然决然的想要在整个中国清查土地，也是存了将来发动公社化的目的。但是姜田的解释中对于子孙后代的评价彻底的触动了他。

别看天眷大帝张韬是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可是当他黄袍加身面南背北坐在了龙椅之上，内心深处那点舐犊之情便被放大了许多倍。尤其是现如今他只有一个太子，对于这仅有的一个儿子当然就没有了即位权的问题，可是在面对给接班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时，他和朱元璋也没多少区别。一种本能的想替子孙完成所用工作的那份冲动，也就自然而然的左右了一些政策的制定。他想搞土改是因为要给儿子留下一个没有土地问题的国家，但是按照姜田的解释，这样搞下去，最多也就是回到老家的那条路上去，但是现如今的生产力不能完成经济中心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历史使命，在今后的一百年里很可能会出现农村与城市并重的局面，那么谁能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顶住压力继续走工业化的道路？这样一看不仅小范围试点工作切实需要，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路线，不培养出一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集团，是无法和传统的儒家地主集团长期对抗的。可是照这样看，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段，会出现一场类似美国南北战争一样的内战。好在张韬心里明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这场战争实在是无法避免，但是拥有先进工业体系的北方派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输给地主集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