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万军队没有了，怎么办？皇帝要发动二次东征，军队严重不足，而西北军要戍边，肯定不能征召，戍守京畿的中央军也不能征召，最后还是在山东和江左想办法，于是下旨募民为兵，征召山东和江左平民壮勇加入军队。

镇戍山东和江左的关陇籍府兵是有限的，当他们大部分战死辽东后，没有兵源了，皇帝和中枢就不得不临时修改兵制，大量征募山东和江左的平民入伍。第一次东征，朝廷从山东和江左征调了大量民夫，第二次东征，朝廷不但继续征调民夫，还强行征募壮勇入伍，这导致山东局势急骤恶化。

前年，黄河水患，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洪水泛滥，山东大约三十个郡遭受水灾。去年，黄河大旱，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干涸见底，山东受灾郡县更多。偏偏这时候，朝廷还要打仗，要远征辽东，要调集军队、粮草和徭役。中央和地方官府赈灾不力，导致民怨沸腾，叛乱迭起。本来山东人就是被征服者，一直遭到以关陇人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欺压，现在没有活路了，当然造反。

无奈的是，偏偏这时候，镇戍山东各地的鹰扬府军队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各地郡县的镇戍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郡兵，但因为郡兵都人，根本没有镇压动力，于是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大河两岸，迅速蔓延到两淮和江左。

可以想像，这种形势下，皇帝和中枢决定在山东和江左征募壮勇、征调民夫，只会让国内形势愈发恶劣，只会让更多的山东人和江左人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一次，大部分世家权贵还是支持皇帝和中枢发动二次东征，因为他们需要军队，需要利用东征的机会招募壮勇，重建军队，重建武力，以便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国内紧张局势，至于造反的山东人和江左人，他们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只要二次东征胜利，大军掉头南下，马就能扫平叛贼。

皇帝和中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担心叛乱者，担心的是世家权贵在控制了新建军队后，再一次与中枢对抗，阻扰改革，另外，皇帝和中枢对这些世家权贵们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担心山东和江左平民士气不足，战斗力不足，假如到了战场就逃，那就完了，所以毫不犹豫，果断决定扩张禁卫军，建骁果，乘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控制更多军队，一方面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不顾一切也要拿到主动权。

皇帝和中枢向西北军要人，薛世雄也向西北军要人，就是基于当前这种局势。

伽蓝总算明白了，东征大败导致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现在国内局势又剧烈动荡，朝野下人心惶惶，居心叵测者都在伺机而动，此刻不要说政令畅通了，政令能不能传出禁中都是问题。

当初皇帝继承大统就遭到了太子一党的激烈反抗，皇帝不得不杀了废太子杨勇，贬谪了重臣柳述和元岩等一批太子党。接着汉王杨谅举兵造反，皇室手足相残，因此而受到连累或惨遭杀害和流放的人家多达二十多万户，由此可见反对皇帝的贵族官僚数量之多。继而皇帝又杀了高颎、贺若弼等功勋大臣，再加皇帝变革了一系列制度，损害了世家权贵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导致他和中枢的威信不断下降，长安颁布的政令除了在京畿得到贯彻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大业五年皇帝劳师西征，开疆拓土，建立武功，某种程度也是迫不得已，他必须去建立武功，否则无法慑服权贵，无法获得无威信以逼迫地方官府执行他的敕令。随着变革的深入，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反对者越来越多，政令的贯彻越来越艰难，于是又有了东征。东征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武功，还是为了赢取威信以慑服地方，推行他的变革制度，实现他的执政理念和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即便知道辽东战场是个陷阱，他也得去，也必须赤膊阵。他的敌人不是高丽人，而是世家权贵，他必须与世家权贵一决胜负，必须进行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本无悬念，皇帝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输了，输得很惨很惨，两败俱伤，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对地方官府的控制，帝国在这场豪赌之后，毫无悬念地坠入了无底深渊。

薛世雄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军中老帅，现在就连他都对皇帝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掣肘，可见皇帝也正在失去对中枢的控制，这太可怕了。

伽蓝低头沉思，久久不语。

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娓娓述说，目的很明确，必须留下伽蓝和他的西北马军团。

“陛下何时抵达临朔宫？”伽蓝忽然问道。

薛万均迟疑了一下，说道，“还有三天的路程。”

“裴阁老随侍吗？”

薛万均微微颔首，眼里悄然掠过一丝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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